公费的官生与久米村闽人三十六姓
明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遣使招谕琉球，同年十二月，琉球中山王派遣使团赴京，自此，中琉间五百多年的藩属关系正式建立。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感于琉球“修职勤且最恭顺”，特别提出琉球中山王、山南王可以派遣贵族子弟进入国子监留学，学成后归国，由此开始了持续明清五百年的琉球官生派遣制度，这一期间琉球共派遣官生２６批，人数约９６名。
在明朝时期的官生，均就学于南京国子监，未随永乐帝迁都北京而改变。这些进入明朝最高学府国子监的留学生受到了充分礼遇，他们大多本就是王室贵胄，抑或已被委以重任，明朝给他们的待遇相当于正七品以上的外藩子弟，由此被称“官生”。作为未来琉球国的统治精英，他们学习的内容也以儒家文化、册封礼法为主，
官生在华学费和各项生活费用由朝廷承担，皇帝还专门命人为其建造光哲堂和王子书房，作为他们的宿舍。于夏、冬两季还分赐琉球官生及其从人季节性衣物、靴袜、被褥，并成为了此后定例。除了在物质上的丰厚赏赐外，官生归国时，皇帝还派专人一路护送至闽。
在明代早期，琉球官生皆是王公贵族子弟，其后当长一段时期内，官生名额由久米村闽人三十六姓后裔所垄断。所谓久米村闽人三十六姓，是对明朝前期一批福建移民的统称。为了方便琉球朝贡，明朝向琉球赐予舟船和福建舟工，加上其后陆续出现的其他自由移民，渐渐出现了一个规模较大的福建移民团体，称为“闽人三十六姓”，在那霸港附近的浮岛上建立了一个自己独立的聚居区。这个村落，最早被称为“唐营”或“唐荣”，后来改名为“久米村”。
由于通晓汉文，熟悉中国礼仪，同时还掌握了比较先进的航海技术，在中琉朝贡交往中久米村群体就深受重用，“知书者授大夫、长史，以为贡谢之司；习海者授通事，总为指南之备”，并且职位还能够世袭。从明代中期开始，久米村人就凭借文教的优势垄断了官生的所有名额，一直到清代中期，琉球的贵族子弟也就是首里士族才开始加入官生队伍。明清两代琉球共遣官生人数约96名，其中久米村人有58人。
官生名额被一个侨民群体长期垄断，琉球国王自然内心不安，但一直没有借口采取行动打破久米村人的垄断。直到嘉庆年间，从久米村出身的官生蔡世昌自发向国王进言，主张在王城首里设立儒学，从琉球贵族子弟中选拔官生。琉球尚温王采纳了他的建议，这样久米村子弟对官生资格的垄断被正式打破。但此举也激起了久米村人的反弹，他们掀起了小小的暴动，放火焚烧了蔡世昌在久米村的住宅以宣泄不满。暴动很快平息下去，但也让琉球王放弃了用考试选拔官生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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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琉球遣华使团久米村人担任部分官职统计表
来源：张沁兰，赖正维，《久米村人与明清中琉关系》，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11期
碰到了钉子的尚温王也不敢动久米村人的蛋糕，他想出的办法就是扩大官生名额，也就是 “副官生”的方案。所谓“副官生”就是给每位官生再配一个小伙伴，恳求中国皇帝让这些小伙伴作为陪同也能够进入国子监入学，这样，在不明着要求扩大官生名额的情况下，实际入学名额就扩大到了8人。在分配上，官生和副官生名额都由久米村和首里士族各占一半。但这种打擦边球的办法根本未被清政府接受，这多次尝试后也只落得一个“奉上谕，与例不符，遣令回国”的下场。从嘉庆十年（１８０５年）后，官生名额又恢复到了4人，由久米村和首里士族各占一半。
自费的勤学生
除官生外，琉球还派遣了数量众多的自费或半自费留学生，前往中国福建和其他地区“读书习礼”或学习生产技艺，这批留学生又被称为勤学生，其名称来源自《久米村系家谱》“为勤学事”。相比公费的官派留学生，琉球的自费或者半自费的勤学生群体数量更为庞大，有学者估计在超清代有超过一千名琉球勤学生来到福建，而目前根据琉球方面的家谱史料，能够确切考证出家世姓名的勤学生就有300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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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圆，《清代琉球赴华勤学生之研究》，硕士论文，福建师范大学， 2018年
虽然不享受正式的官方待遇，但这些勤学生也带有半官方色彩。这些勤学生往往跟随琉球使团前来，会受到中国政府的接待，但其拜师学艺，寻找老师的活动都属自发，并无官方统一管理，琉球政府在行前赐予他们金银货物作为日后在华求学生活的资金，如果他们是随使节团北上进京，也会被当作使者受到中国政府的赏赐，总之虽然其待遇不如官生，但也是有相当保障的。
与在最高学府国子监就读的官生不同，勤学生求学地点集中在距离琉球较近，联系最为密切的福建地区，赴闽后他们会拜入当地先生门下求学，除了“读书习礼”或“学文习礼”这些与官生类似的学习内容，勤学生还很重视对生产技艺的学习，以满足琉球王室的需要和琉球居民的生产生活要求，勤学生学习内容包括天文历法、风水地理、制茶制漆、番薯种植、甘蔗制糖、绘画书法、医学等各个方面的内容。
根据史料我们能看到他们的学习内容多与实际的生产活动密切相关，如金锵在成化元年（１４６５年）八月十五日，以通事身份，随正议大夫程鹏赴闽，学造历法。这也是目前所知最早前往中国的琉球勤学生。松氏比屋，弘治三年（１４９０年），跟随贡使入闽赴京，学烟花火药；毛文英，嘉靖二年（１５２３年），以王舅通事身份赴京朝贡，返回时在福建学习“凤凰桥”及“石龙头”造法；野国，万历三十三年（１６０５年），以总管身份随使团赴闽，学习番薯栽培之法……这些更接地气的生产技术对琉球的影响并不小于儒家文化，比如那位松氏比屋就是将中国烟花技术引入琉球的第一人，“本国为烟花戏自此而始”。
福州琉球馆，官方名称“柔远驿”，现位于台江区琯后街。始建于明成化年间。勤学生入闽后的学习和生活主要在琉球馆
这些勤学生的留学时长以七年为限，同时赴闽的次数并没有限制，琉球王室会依据需求派遣勤学生多次赴闽学习所需的专业技术，一些勤学生也会依据自身需求再次请求王室赴闽读书。康熙年间，久米村人金溥甚至有先后三次赴闽勤学的记录。
“欲寄相思泪,不知何处流”
光绪元年（1875年），由于日本阻贡，久米村人林奕丛赴闽读书后，琉球终止派遣子弟赴闽勤学，官生派遣制度也一并废止。
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年），时为国子监祭酒的王士祯曾对琉球国做出评价：“向慕文教，琉球于诸国为最笃，国家待之亦为最优。”琉球国向中国的积极靠拢，其政治意图诚如中山王尚真所言:“臣祖宗所以殷勤效贡者，实欲依中华眷顾之恩，杜他国窥伺之患。”长期以来，琉球以强大的明清为庇护，对外有威慑北邻日本，保障自身安全的考虑；对内树立政府威望，维持朝贡贸易这一重要经济来源。由官生派遣和入闽勤学共同组成的琉球生赴华留学制度是宗藩体制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加强了中琉间的宗藩联系，而且对中国儒家思想和文化，中国先进生产力在海外的传播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明清两朝，包括官生与勤学生在内，琉球向中国派出了数以百计的留学生，他们成为了琉球的文化精英，并通过政治或者教育的影响而改造了琉球，向琉球输入了儒家思想，使其接受了中华文化的洗礼，从一个没有文字的国家变成了在东亚享有美誉的“守礼之邦”，这一意识形态资源也有助于维护琉球国王的统治。另一方面，留学生带给琉球丰富的物质生产技术，有效推动了本国生产技术的进步，使得琉球贸易枢纽的作用更加突出。
而随着西方与日本在近代的崛起，清王朝日益处于自身难保的境地，其所维系的宗藩体系也走向瓦解，依附于其上的琉球生赴华留学制度也不可避免的走向了终结。1879年，日本政府宣布改“琉球藩”为“冲绳县”，末代国王尚泰与其他王室重要成员乘坐日本东海丸号离开琉球，在东京被封为侯爵。琉球国从此灭亡。
在日本吞并琉球的灭国关头，对中华文化的向心力很自然地使得一批琉球人流亡中，争取其借助清王朝的干预。但此时正是多事之秋，边疆危机与属国问题此起彼伏，19世纪80年代，清廷同时进行着多项艰巨的外交活动，在西北与沙俄展开收回伊犁的谈判、在朝鲜忙着镇压政变、在越南则要应付法军入侵，对在华琉球人的复国运动，清廷仅能极力安抚而已。
与清朝的不作为相反，日本则步步紧逼，采取镇压及拉拢两手策略。一面大肆搜捕琉球本土的反日人士，另一面又给予旧日的琉球士族种种优厚待遇，明治政府宣布自1885年始，每年支付给部分士族1 6万元，并将很多士族迁往日本，同化为日本贵族的一部分。为了根除琉球自有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影响，日本还大力推广日语，实行皇民化教育，并提出“日琉同祖论”。在琉球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以末代琉球国王尚泰第四子尚顺为代表的开化党，主张投靠日本实行改革，。
最后的琉球国王尚泰
在外部高压与内部分裂的形势下，琉球国王尚泰也屈服于日本当局，被迫并发表告谕宣示琉球人遵循日本统治，琉球独立运动最终瓦解。
但琉球留学生的故事却并没有随着日本的入侵戛然而止，在灭国关头，琉球王尚泰派遣其姐夫向德宏携同蔡大鼎、林世功等人秘密前往福州，向中国求援。林世功是1865年的琉球官生，而蔡大鼎则是1848年的勤学生，他们在中国盘桓数年，为琉球奔走呼告，持续近20年。为了表达决心，并刺激清王朝对日采取实质行动，光绪六年（１８８０年），林世功在总理衙门前挥剑自刎，以死殉国。清廷官员大为震动。
不过，由于清廷的消极被动、日本的处心积虑以及琉球的内部分裂，琉球复国希望彻底破灭。在林世功去世５年后，蔡大鼎也因为长期忧劳，离开人世，其长子蔡锡书最后也离开福州琉球馆，返回到琉球。
琉球的在华留学生大多留在本土，或为日本镇压，或最终被同化。少部分流亡中国近十余年，也未能争取清廷复国，只能徒留遗憾。
福州琉球墓园
流连中国日久，东望海上，故国难寻，琉球诗人多有乡愁之作，殉国的林世功曾有《江上》:“欲寄相思泪，不知何处流？”正是最后一代琉球赴华留学生的悲凉写照。